我们面临着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马克思发动了一场深刻的哲学变革。这种变革，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更与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焦点和他对哲学的独特看法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马克思所面对的是出了问题的近代理性一直为之辩护的资本主义：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中并不能找到适宜的生存。现实与人们预设的生活明显不符。马克思曾经推崇过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自我意识，并用它来说明和解决现实问题。但结果却是现实并不听从理性的使唤，自行其是。这样，马克思面临了一个以往哲学家压根没有涉及或者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现实和哲学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怎样让哲学走向现实？怎样在现实中实现哲学？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成了马克思当时最重要的任务。由于用哲学去说明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条道路走不通，马克思就转向了经验现实本身。正是在经验领域，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
一、在超验领域里遨游的古代和近代西方哲学遇到了不可解决的难题
哲学之所以能产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因为人们对变动不居的自然现象的好奇与对其穷根究地式的追问。这种追问产生于自然现象的流变不已与相互转化。但也正是由于这种追问，使哲学逐渐远离了经验领域。这个过程始于阿那克西曼德。他认为，哲学所追寻的对象——本原，不可能被我们所能见的任何物质和实体所代替，在现实的经验中是找不到的。到了巴门尼德，把哲学的对象固定为自身同一的、圆满的、不变的“存在”。对它的认识，只能靠思想，感觉对它是无能为力的。柏拉图更把哲学的对象完全固定在不可见的“理念世界”之中。从整体上说，古希腊哲学追求的就是经验现象背后并决定经验现象的不动不变的东西。但希腊哲学伴随着对柏拉图理念的纯思辨中衰落了古希腊哲学衰落以后，中世纪继承了其思辨的特点。无论是哲学还是神学，仍然在超验领域里遨游，只不过把不可感的“存在”、“理念”换成了上帝与彼岸世界。中世纪的哲学只是神学的助手，理性几乎完全服从于神秘主义，中世纪的哲学家对知识的追求其实就是对神学教条的辩护，把思辨的神学教条当作真理。它们是不可经验的对象，但它们却是经验世界的支配者。
当人在近代战胜了上帝之后，人们认为我们所认识的经验世界完全有我们自己的理性世界所统治。哲学的对象被禁锢在理性世界之中。经验世界只是前者的派生物。可事实上，外在世界并不是由理性安排的人间天堂，近代哲学也不具有改造现实世界的神奇魔力。
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自然科学的势力日益扩大，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真理不在于信仰，而在于理性的认知。又由于哲学家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反思，认为确切的知识必须建立在确切的基础之上。整个近代哲学就是对知识的“阿基米德点”的寻求。当笛卡儿从“我思”中引出像“自我”一样极其清楚、极其明白的天赋观念时，也意味着对从感觉经验得到的知识的不信任，甚至是完全怀疑。确切地说，是对感觉经验的怀疑。重视经验的经验论者，开始就底气不足，经验论的完善者洛克认为我们从经验得到的与实在相符合的知识是很少的。而当休谟把经验论发挥到极致时，从感觉经验得到的只是经验事实的堆积，我们只能用习惯来代替有效的知识。
在康德那里，尽管知识离不开感性经验，但它们也只能充当先验感性和先验知性格子里面的填料。人们能得到确切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完全依赖于人的理性能力。当黑格尔把一切都囊括在绝对精神之中时，从感性确定性得到的东西还远远不是知识，他认为我们在这里也得不到知识。当马克思用黑格尔的理性来说明和解决现实问题时，却总是打不开经验事实的坚硬外壳。如果说现实的经验的原因和发展不取决于外在的东西，而恰恰在于现实经验本身。那么，转向现实经验，用经验现实本身来说明自己，走向这一步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是时代对哲学发展的需要。这一步由时时刻刻关注现实的天才的马克思迈出了。
二、马克思把哲学转向经验领域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把哲学转向经验领域，这与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有密切关系。赖欣巴哈说，马克思“受到李嘉图那样的英国经验主义的强烈影响”［5］。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英国发展的比较充分，经验主义是英国的传统，而且英国的经济学家大都信奉经验主义。马克思为了研究经济学，不得不和他们的著作打交道。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从一开始就带有实证性，就把自己的根扎在了经验领域。重商主义者采用经验总结法，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性质也决定了它不能建立在空泛的思辨之上，而应以人们的实际经验为基础。在这里，宗教的神秘和哲学的玄奥不起任何作用。一旦进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马克思必然会接受经济学所固有的方法。
马克思在现实的经验领域探求哲学，还与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有关。马克思首先通过费尔巴哈了解经验主义。在此之前，正像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一样，马克思对英国经验主义也知之甚少。后来通过经济学的研究，对经验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受，这促使马克思在1844年9-11月对英、法唯物主义做了自觉研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把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归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尽管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同费尔巴哈及其以前的唯物主义学说明确的区分开来，而且他对唯物主义的历史叙述中只注重经验论的一派，但这对于他在现实的经验世界里探求哲学，形成自己新的世界观，英国经验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对共产主义进行科学论证的努力，是促使马克思把哲学转向经验领域的内在动力。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提出论证共产主义的任务。马克思在恩格斯和赫斯的影响下研究政治经济学，也是基于论证共产主义的目的。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试图用否定性辩证法来论证共产主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由边沁、欧文、德萨米等人所代表的“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他们都“把唯物主义学说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6］(神圣家族)当时，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当作是唯物主义的必然结论。总之，马克思起初是企图用哲学观点来论证共产主义。可以说在写作《神圣家族》之前，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尽管有了很大的变化，也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但总体上并没有超出哲学共产主义阶段。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才真正认识到哲学共产主义的思辩性和空想性，他说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8］而现有的前提，马克思认为我们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在现实的经验领域里完全确定的。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形成唯物史观，并清算“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而把共产主义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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