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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早已家喻户晓。相比之下，由于种种原因，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人们知之甚少，其实，仔细研究邓小平的革命实践和《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以及《邓小平思想年谱》，再回顾和联系我国2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显著成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为启动和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一、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就已开始谈论和事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揭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序幕做了舆论准备。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体制架构演变而来的，并主要照搬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弊端，已明显暴露出来，其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场浩劫非但没有使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得到“完善”，反而使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推向了极端。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本身存在弊端，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对这些弊端采取什么态度和通过什么途径来革除它，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们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正确的解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伟大气魄，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主张通过改革革除原来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逐步成熟和完善。可以说，邓小平以其对政治体制问题的新观察、新思想、新实践，为我们党和国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1.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我们党酝酿和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即已开始考虑和率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天津等地和沈阳军区，发表了6次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怎样才是正确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二是深刻反思旧的体制和机制，应当对存在弊端的体制进行改革；三是提出适时结束“揭批查”运动，集中精力抓生产，推动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关于第二个方面，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谈到要对体制包括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这个多年“禁区”的最初触动。他所反思的，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且是建国以来我们在整体上的失误及其根源。

二、在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郑重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初步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指明了方向。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到1980年8月，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通过改革初步纠正了“文革”时期的畸形政治体制，但还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和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感受越来越痛切，表示出强烈不满。由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暴露出的与现代化建设极不相适应的问题有着更深的了解。一方面，他以尖锐的措辞直露地批评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他没有简单化地将政治体制的弊端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是以超前的思想、深邃的思考，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根究源，着手解决问题。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探索，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这次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

1.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了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精辟见解，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和宣言书。讲话共分五个部分，分别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第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需要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第二部分，简要说明了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第三部分，着重揭露了党和国家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尖锐地指出这些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第四部分，重点阐述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第五部分，初步论述了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酝酿的步骤和措施，讲话最后强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这个讲话，不仅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郑重而鲜明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是新时期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的意见，而且是邓小平个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近两年的深思熟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公开地发表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见解，突出体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革命胆略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反映了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高度负责的态度。

2.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率先冲破以往我国政治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提出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政治制度相区别的观点，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在领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十分注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问题。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一是首次触动了我国政治制度问题上长期形成的禁区，即忌讳分析政治制度的问题，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由此，邓小平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二是廓清了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的关系，匡正了传统的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谬误，提出要对这两方面的制度进行区分的论断。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他指出：“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做法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表现为具体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而在这些具体制度（领导、组织、工作制度）上，还存在不少的弊端，需要加以革除。

3.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首次对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进行了深刻剖析，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依据。邓小平尖锐地提出，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认为，这五种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对这些现象一一作了剖析。最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因此，“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三、从1986年起，邓小平重新反复思考和深刻系统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并把它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郑重地推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使之付诸实践。

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时启动的，但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首先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障碍，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敏感，两相比较，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些。因此，在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讲话之后的几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很快全面推开，而作为改革领导者的邓小平，其关于改革的讲话和谈话，也大量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专门讲政治体制改革的并不多。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深化，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作相应的改革。邓小平敏锐地抓住这一时代发展的脉搏，从1986年5月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集中精力反复思考、谈论和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它郑重地推上了党和国家的紧要日程。

2．邓小平深刻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规划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首先，邓小平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1)从制度上根除“文革”的隐患，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对“文革”政治教训的总结，其超人之处就在于他善于从制度上分析“文革”的根源以及提出避免类似错误的办法。后来，邓小平又从国家全面改革的高度，进一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关键地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6、160页。）。(2)确保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协调配套，否则，“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3)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长治久安出发，在稳定的环境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在他看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一方面重申党和国家关于支持改革开放的一贯方针，另一方面强调了改革对于政治稳定的依赖关系。(4)改革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身发展的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向民主化、法制化方向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并逐步向更高形态发展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效途径和措施。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是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已经从关系整个改革大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有如此的重要性，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再次，邓小平深刻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邓小平指出：“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3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把它区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长远目标或总目标主要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但更有新意的是近期目标或具体目标，这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谈到的。1986年11月9日，他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实现领导层干部队伍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和精简机构以及处理好党与政府的关系等问题；“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是最大的民主。与长远目标相比，近期目标需要抓住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邓小平所提出的目标体现了这一点。在实现三个目标的过程中，只有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实现领导干部的年轻化，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而克服了官僚主义，就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因此，从根本上讲，第一个目标尤为关键，它是后两个目标的基础和保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十分慎重，填密。在他看来，党政不分和权力过分集中是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正在蓬勃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为消除这一弊端，实现权力下放创造了条件。因此，邓小平在1986年9月13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

综上所述，邓小平从1986年起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标和内容以及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集中深刻论述，构成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宏伟蓝图的总体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三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在这一总体框架中进行的。

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做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派。

邓小平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和领导者，不仅认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率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圆满完成了肩负的历史重任，给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而且他自己能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实际行动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他个人最大的贡献。

1.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和深刻的思想、完整的思路、满腔的热情、顽强的毅力，领导和支持改革，全力以赴敦促党和国家把政治体制改革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在邓小平晚年的近20年里，他考虑最多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问题，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与发展问题。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情况就不同了，正如前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所评论的：“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只有他有权提出重大的变革方案。”（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读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2.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好表率，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名真正的改革者和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邓小平既是改革的领导者，又是改革的对象。作为改革领导者，他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支持改革事业。他曾说：改革不仅这一代要搞，下一代也要搞；在我有生之年要搞，比较年轻的同志也要搞，娃娃也要搞；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作为被改革者，他深知自己年事已高，思维、学识、能力、精力等都不及那些年富力强的年轻人，于是自觉激流勇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邓小平坚决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同志退休，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在邓小平的建议和带头下，从1980年9月起，他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体制度的决定》，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由邓小平担任中顾委主任（十三大已不再担任），自此以后，邓小平已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职务，可见，邓小平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为中央领导层年轻化做出了表率。但邓小平认为，经过几年的时间，效果还不理想，现在基本上还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龄偏大。因此，到1986年他不仅更加重视这个问题，再三呼吁，而且从自身做起，恳切表达自己退体的愿望，带头实践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的改革。在后来的几年里，邓小平仍多次向中央表达“全退”的心愿，直到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接班，中央才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满足了他退休的愿望。在力主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邓小平也是坚定不移、毫不迟疑的。1986年7月14日，他同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谈话时说，老人有老人的好处，经验丰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毕竟活力不够了；老实说，老同志知识面也不够广，科学的东西我就懂得很少；要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来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注：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以下简称《年谱》。）11月3日，邓小平同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又谈起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实现年轻化的期限，他说：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学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年轻化正是按照邓小平的这一设想逐步推进的。特别是新世纪到来之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全面提高领导干部素质作为一项跨世纪的战略任务，予以抓紧落实和全力推进，以不辜负邓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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