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年二十九，有脾病焉。其证能食而不能化，因节不多食。渐节渐寡，几至废食。气渐薾，形日就惫，医谓为瘵也，以药补之；病益甚，则补益峻。岁且尽，乃相谓曰：“吾计且穷矣。若春木旺，则脾土必重伤。”先君子忧之。会有老医孙景祥氏来视，曰：“及春而解。”予怪问之，孙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谓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子无乃有忧郁之心乎？”予爽然曰：“嘻，是也。”盖是时予屡有妻及弟之丧，悲怆交集，积岁而病，累月而惫，非唯医不能识，而予亦忘之矣。于是括旧药尽焚之，悉听其所为。三日而一药，药不过四五剂，及春而果差。因叹曰：医不能识病，而欲拯人之危，难矣哉！又叹曰：世之徇名遗实，以躯命托之庸人之手者，亦岂少哉！乡不此医之值，而徒托诸所谓命医，不当补而补，至于惫而莫之悟也。因录以自戒。——选自岳麓书社排印本《李东阳集》
我二十九岁时，脾有毛病。症状是能吃而不能消化，因此就节制饮食，后来越节越少，几乎将废食了。精神日渐衰颓，形状也日益显得憔悴。医生说“这可是痨病呢”，便用补药来补。病越发利害，补就越发加重。快到年终，医生说：“我的办法也想尽了，如果来年春木旺，那末，脾土必受重伤。”父亲为此很耽心。这时恰有老医生孙景祥先生来看病，说：“到了春天就没事。”我感到奇怪便问他，他说：“病在心火，所以得木而消失。那个医生当作脾病来医，这就没有摸到它的根。您莫非有什么悲伤的心事么？”我恍然说：“哟！对啦。”因为我这时连续碰上妻和弟的丧亡，悲怆交集，积年累月，因病而疲。非但那个医生不理解，连我自己也忽略了。随即收集所有的旧药全烧掉，全都听从孙医生的诊治，三天服一剂药，不过四五剂，到春天病果然好了。我因此很有感慨：医生不识病理，要想解救人的危急，难得很哪！又叹道：世上那些从名忘实，将性命寄托在庸人手中的人难道还少么？当初如果不遇到那位老医生，只托之于所谓名医，不当补而补，直到精疲力尽还是不明白啊！因此就写下来警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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