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处晦而后知向明之太霭;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劳,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
【译文】站在低矮处然后才知攀登高处的危险性,在阴凉处然后才知过分光亮的地方会刺眼睛,保持宁静的心情然后才知道喜欢活动的人太辛苦,保持沉默心情然后才知道话说多了很烦躁。
【解说】养生,一定要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几个形体动作就了事,这样说,并不是想把养生学复杂化,事实上,养生学就是要求人们在动态中去做养生实践。一个人身居平安的环境,最是容易滋生惰性,致使人的心性指令人体的各机能疏忽于防范,也就为外邪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古人说:“养生之道,以不损为要。延命之术,以有补为先。居安思危,而防于未萌。”一个人要想不损人体之精,就首先要做到“防于未萌”。当代医学认为,养生学是建立在辩证法的基础之上的,而居安思危正是辩证法在养生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身居安稳的环境,就先要了解人处于危险之境的情况,因人在危险之境中常常保持警戒之心,“越是最危险的也就越是安全的”。当然,身居我们这样安稳的时代,养生者不必硬要去寻找危险之境去学习经验。危险只在人们疏于防范时才到来,所以,居安思危是要求养生者不要疏于防范。一个人的生活混乱,他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严重损害。一个人过着混乱的生活,他就常处于疲惫之中,他的形体必然受累而伤气损精。心神由于受到不断的干扰,它就无法静下来凝聚精气,这样,人体三宝的精、气、神都无静无根,必然会大量消亡。这就跟自然天气变化一样,若是冬天反现烈日暴晒而春日又冰冻三尺,那么自然万物也就无法完成生、发、收、藏的生长过程了。可见,只有顺自然之理而养,才能获得人体健康。当人处于乱境时,我们就要改变这种状况,力求建立一种与自己身体相适应的生活秩序。因为,人体各机能都是按自然运转秩序而运转的,养生者制定出自己的一套生活模式,是养生的有效途径。
【例解】管仲曲谏齐桓公春秋时期,齐国国君桓公执政,他打算游历齐国的东部,问相大夫管仲:“我准备出游,往东到芝果,再转琅琊,可是司马却对我说,应当做得像先王生前出游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凡国君出游,分为‘游’、‘夕’、‘亡’、‘荒’四种。春出,要留意百姓在农业生产上有没有困难,对有困难的设法帮助,这叫‘游’,秋行,要留心农民的收成情况,对不足的给予补助,这叫‘夕’,如果带上大队人马出行,一路上光是吃喝游玩而开销于民,那就叫‘亡’,如果再恣意游乐,留恋在外,长久不归,就叫作‘荒’了。以前先王出行,对人民负有‘游’和‘夕’的责任,而自己却从没有‘亡’和‘荒’的行为。”管仲对桓公说:“饮食起居,是用以保养人的心性,好恶、喜怒、哀乐称为人的六气,是由心性产生的情感变化;能聪明地处世待事,是心性培养的功能。所以,圣人对自己的饮食起居都讲究调节,安排得合理而有规律,以控制住六气的变化,严禁美声女色过分侵蚀,并且不作出邪僻的行为,不说背理的言论,静养心性所以才称得是圣。圣者具有‘仁’和‘义’,仁出自于内心,义施行于身外,要达到仁,就不能利用王位去谋取私利,猎取私名;要做到‘义’,就不可取代他人而自立为王,年过七十就应该交出政务。因此,圣人总是崇尚修养德性而轻视建树功业,重视道而轻视物利。道德在身,就能不被物利所诱惑……”遵守自然之道,行仁义之德,不去制造混乱的秩序,也不胡乱行动,就能颐养天年了。同样,身处于混乱恶劣的环境,人们就要按道的精神去治理,将不利的因素变化为有利生命的条件,并为养育生命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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