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地图发布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所监测的45个城市中,44个城市的拥堵情况都在加剧。在北京高峰时段乘车出行,要花费畅通情况下2.06倍的时间。
专家认为,拥堵加剧一方面是由于城镇化率提高、人口与机动车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是城市缺乏有效的数据化分析手段。建议进行长期数据积累,根据城市发展特点,应用到交通规划与管理的各个环节,让治堵用上“互联网+”。
日前,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地图发布《201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出行数据显示,在所监测的45个主要城市中,北京位居拥堵榜榜首,济南、哈尔滨、杭州、大连跻身前5位。
北京并非拥堵加剧最显著城市
根据报告,2015年度十大拥堵城市依次为北京、济南、哈尔滨、杭州、大连、广州、上海、深圳、青岛、重庆。北京高峰时段(7时至9时、17时至19时)平均车速约为22.8公里/小时,自由流通时车速约为46.9公里/小时,两者相除得出的拥堵指数为2.06。这说明,在北京高峰时段乘车出行,要花费畅通情况下2.06倍的时间。
尽管拥堵指数居全国首位,但北京并不是拥堵加剧最显著的城市。报告显示,所监测的45个城市中,44个城市的拥堵情况都在加剧,仅南通一城的拥堵情况有所缓解,而这可能得益于该地区快速路网与立体交通的发展。
清华大学戴姆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教授李萌表示:“南通通过实施公交升级,公交线路、车辆都有增加,公交出行的比例达到20%左右。这表明,解决拥堵的最直接方式,仍是完善基础设施。”
针对拥堵情况的普遍加剧,李萌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城镇化率提高、人口与机动车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缺乏有效的数据化分析手段作为支撑,对于特殊天气、新兴出行软件等影响因素认识不足、准备不足。”
报告发布当天,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与高德地图签约,正式入驻该地图“交警平台”,旨在共享信息、资源,更好地进行交通引导。据广州交警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州交警将提供全市范围内的交通管制、交通事故、卡口流量等信息,高德地图则提供出租车、物流车、车载导航、行车记录仪等信息,两相整合,形成更加准确的实时路况,供用户避让拥堵。
此外,高德地图还为广州交警开发了专属的交通信息分析平台。该平台不仅具备了热点商圈路况、堵点异常监测等分析功能,还有交通视频查看、交通研判分析等模块。
二、三线城市当忌“先堵后治”
在此次发布的报告中,有两个反常的现象值得注意。
首先,人们往往认为开学季的9月是全年最堵月份,如北京市就已连续5年实施“9月缓解交通拥堵专项行动”。然而此次的报告却显示,43%的城市最堵月份为12月,33%的城市最堵月份为11月。从年初到年末,拥堵情况基本呈持续加重态势。
对此,李萌分析:“拥堵在年底爆发,与节日密集、促销活动与文体活动增多、人们外出频繁等因素有关。面对这种临时性的拥堵高峰,可以通过挖掘大数据,提前对周边道路制定车流疏散预案,并增派中国足彩网人力、运力,同时鼓励公交出行。”
据高德地图副总裁董振宁介绍,去年底亚冠赛期间,广州交管部门就曾依据大数据制定疏散预案,并向公众发布了提示。在疏散预案、地图导航实时分流策略的助力下,亚冠赛的拥堵指数相较不比其热门的赛事,还要低四成多。关注临时性拥堵,不只是广州,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也提出:“针对重点拥堵日,综合运用科技手段,及时掌握路面警情变化”。
除了“9月之后更堵”,另一个反常现象是“二、三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堵”。济南、哈尔滨、杭州、大连,拥堵指数居广州、上海、深圳之前。
“拥堵的轻重,不能仅凭城市规模想当然。关键还是看供给和需求。”李萌表示,“一方面,有些城市会受到雨雪等天气因素的不利影响,这是外因;另一方面,很多二、三线城市缺乏智慧化管理的理念和措施,这是内因。”
董振宁也分析道,二、三线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投入上,可能不如一线城市,但出行需求上却未必如此。至于供给跟不上需求的原因,除了地理、气候,主要还是道路交通规划、发展滞后,如快速路少、路网不合理、职住不平衡等。“例如哈尔滨,快速路稀缺,主干道担当着交通主动脉,速度当然提不上来,发生拥堵也很难消散。”
二、三线城市,该如何应对拥堵问题呢?董振宁认为,首先要对拥堵情况进行科学评估,借鉴一线城市的经验,出台符合城市特性的治理政策。尚未出现严重拥堵的城市,要防拥堵于未然,否则很难再逆转。
李萌同样表示,二、三线城市切忌“先发展后治堵”的思维,在前期把调查评估、规划配套等工作做到位。
治堵要引入互联网手段
一直以来,大城市治理拥堵的措施,不外乎“堵”与“疏”这两个方向。
“堵”的层面上,限牌、限行是最具代表性的做法。据广州交警相关负责人介绍,限制汽车上牌是广州缓解交通拥堵的一大举措,通过摇号、竞拍,机动车上牌总量被限制在了12万辆。然而,由于没有限制外地号牌,大量市民选择在周边城市上牌,大量外地车牌的车辆涌入了广州,致使限牌的作用大打折扣。
至于限行措施,李萌表示:“从数据看,单双号限行对缓解拥堵的作用确实显著。但是,交通管制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长久来看,应该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交规划与土地利用的结合,并引入互联网思维和手段,优化公交效率与服务。”
“疏”的层面上,今年初,浙江省已实现所有地级市公共自行车全覆盖,11个地级市共有30.9万辆公共自行车运行。据浙江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副处长袁会畅介绍,“在浙江运行的公共自行车,平均1辆车一天能被使用3次左右。”
另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也在建成网点1690个、投放公共自行车4.8万辆的基础之上,继续扩大规模,在轨道交通车站、公共交通换乘枢纽、居住区等场所新增网点20个、公共自行车1000辆。
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各城市的共识,近年来各城市也都在根据自身的特点,谋求对路的综合治理措施。
董振宁也认为,城市治堵要对症下药、科学出招,“比如在北京,实行错峰上下班可能效果会理想,但在通勤特征不明显的广州,可能就行不太通。”
李萌则强调:“进行长期的数据积累,根据城市发展特点,应用到交通规划与管理的各个环节,这也是发达国家治理交通问题的主要经验。政府需要转变思路、开放数据资源,与企业和科研机构联手,在市场规则之下各展所长,共担解决交通拥堵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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