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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量刑并未明确纳入庭审程序中，量刑方法不科学、量刑情节缺乏量化标准、量刑程序不透明，一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尤其是量刑程序的不够公开，容易引发公诉方和被告人的质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近年来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出台全国首个专门规范量刑程序的省级规范性文件，并强化律师参与量刑的作用，以期解决量刑调查、量刑辩论不够公开和独立的问题。

出台意见

将量刑公开进一步细化为量刑调查公开、量刑辩论公开和量刑理由公开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天津高院院长高憬宏介绍，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较为宽泛，上下限差值在5年以上的法定刑有270多个，占总数的40%。受“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影响，量刑程序一直得不到足够程度的重视。

2014年，天津高院制定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作为规范量刑的“实体”规则，解决同类案件判决悬殊的问题;今年1月1日起，天津法院系统开始施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程序意见》)，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调查、量刑辩论从法庭审理中独立出来;要求审判人员积极引导控辩双方在量刑程序中独立、集中发表意见;要求合议庭在评议案件过程中将量刑评议独立出来，合议庭每名成员均应独立就量刑事项发表具体意见，不得模糊简单地表态。天津高院刑二庭副庭长熊灿介绍，“我们将量刑公开确立为量刑程序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将量刑公开进一步细化为量刑调查公开、量刑辩论公开和量刑理由公开。”

据介绍，在《量刑程序意见》出台后，审判人员在庭审中有引导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充分辩论的义务，对于无罪辩护的案件，审判人员要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明确告知，参与量刑调查、量刑辩论的，法庭不据此视为其认罪，以打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疑虑。据天津高院刑二庭助审员吴纪奎介绍，《量刑程序意见》从总则、量刑证据的收集、量刑建议、一审、二审、再审中的量刑程序等方面对量刑程序进行了规范，全文共42条。

此外，在量刑规范化改革后，各级法院必须将量刑评议的过程、量刑结论的得出过程在合议庭评议笔录中进行记载，以便于上级法院审查下级法院的量刑是否适当。

实践探索

庭审辩论，当庭宣判的5年有期徒刑比辩护人提出5年4个月的量刑意见还低

天津金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晓滨从事刑事辩护已经10余年，近日的一次庭审却让他感到有点意外。这是天津滨海新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一起抢劫、非法持有枪支案。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量刑展开辩论，结果当庭宣判的5年有期徒刑比辩护人提出5年4个月的量刑意见还低。宣判后，审判长还解释了量刑的理由和依据，被告人郭某当庭表示接受判决，不再上诉。

在此案中，公诉机关建议对被告人执行有期徒刑11年至12年，并处罚金。庭审中，辩护人建议以抢劫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对被告人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5年4个月。面对控辩意见悬殊的量刑建议，合议庭要求控辩双方围绕影响量刑的事实和情节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在被告人做最后陈述之后，合议庭立即合议，并当庭宣判：对被告人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万元。

宣判后，该案审判长王剑虹向当事人详细解释了量刑依据和量刑情节。李晓滨注意到法官在解释量刑时提及了被告人的“暴力程度”和“犯罪意图”，“今天听到法官对量刑问题抽丝剥茧，还提到这些情节，觉得量刑程序规范确实起到了作用。”李晓滨说。

“从被告人的角度来讲，大多数人不关心自己犯的什么罪，而更关心法庭要判多长刑期。”王剑虹说，“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并且在裁判文书中增强说理性，将量刑的依据和理由予以释明，大大提升了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判后的量刑释明虽然只花了5分钟，却有助于消除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误解，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抗诉，对被告人也是一次普法教育。”

推进改革

强化辩护律师参与量刑的作用，服判息诉率从93.4%上升到97.9%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而以审判为中心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控诉辩护在法庭。熊灿认为，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案件的量刑辩护并未得以实质性展开，根本未形成真正意义的“辩”。有鉴于此，《量刑程序意见》强化了当事人对量刑程序的参与，并规定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在庭审之前经过阅卷，检察院需要递交量刑的建议书，而辩护律师则承担了多渠道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量刑证据的义务。李晓滨认为，在量刑证据的收集方面，辩护律师必须起到拾遗补漏的作用。量刑程序意见规定，辩护律师应当通过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方式依法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证据，既要注重法定量刑情节证据的收集，也要注重酌定量刑情节证据的收集。特别强调，应当注意收集容易被侦查机关忽视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酌定量刑情节证据。

此外，辩护律师有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明具有退赃、退赔、立功等情节可以从宽处罚的义务，为有退赃、退赔、立功等意愿的被告人依法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为此，《量刑程序意见》规定，在办案过程中，辩护律师应当注意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是否有和解可能，犯罪嫌疑人有和解意愿的，辩护律师应当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并申请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以来，天津全市法院按照量刑规范化审理的案件，上、抗诉率从5.6%下降到1.9%，发回重审改判率从9.5%下降到4.8%。全市法院试行量刑规范化审理的案件，服判息诉率从93.4%上升到97.9%，被告人当庭认罪率、退赃退赔率、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撤率均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