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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并非由于它"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而是因为作为一部凝结着原始思维的占卜之书，它仿佛一座桥梁，一头连接着巫文化的彼岸，一头伸入人文文化的核心，将二者结合起来，对中国文化特色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要真正评价分析它在文化史上的地地位，首要的前提就是将它置于原始文化的背景之中，达成对其最初含义的准确的把握。

近代人类学的成就之一就是认识到，"巫术与宗教不仅是教义或哲学，不仅是思想方面的一块知识，乃是一种特殊行为状态，一种以理性、情感、意志为基础的实用态度。它既是行为状态，又是信仰系统；既是社会现象，又是个人经验。"（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民间文艺出版社版，第9页）马林诺夫斯基深刻地洞悉了巫文化对于早期人类生存斗争的意义与必然性。以图腾制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宗教无不是主体的愿望需要与原始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商人以玄鸟为始祖而加以崇拜，就是因为不了解生育乃婚媾所致，而以为是某种动植物精灵进入妇女体内才繁衍出子孙。显然，这种鸟图腾还反映了商人对部落兴盛的渴望与乞求。

要建立一个原始文化的参照系来分析《易经》这个具体的巫文化孑遗，就必须承认并确立原始思维作为这一结构的基石。人类学开山泰勒在其划时代的《原始文化》中几乎用二分之一篇幅论述的万物有灵论，就是由原始思维所提供的用以解释身体和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种理论。万物有灵的观念在早期生民中对意识和行为的支配性是压倒一切的，并从而构成原始思维最主要的特征。另一方面，法国人类学家列维一布留尔提出的他所谓"互渗律"的著名概念，也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它是指原始人的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在两件事物和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或彼此间存在某种直接影响；尽管实际上二者间并无空间上的联系和明显的因果关系。还应予补充指出的一点就是，由于初民个体尚未能从其所属的群体中分离出来，万物有灵论和互渗律中所含的特定内容等乃是作为一种集体精神（布留尔谓之集体表象）而为个体所得有。所以，彼时彼地的属于某一群体的诸种宗教观念和意识，"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它先于个体，并久于个体而存在"。（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版，第5页）引入人类学的这些成果，才能将《易经》这类古老文化遗存赋予鲜活的生命，即与特定群体的生存活动联系起来从而在那些看似毫无逻辑、晦涩费解的事件表述之中建立起内在的整体的联系；这种联系原本存在于原始人的心理体验之中，虽很难从字里行间看出来。

黑格尔曾嘲笑过认宗教为教士虚构的可笑说法。现代人类学更认为对于原始人类来说，巫术是件十分严肃的事。巫术本身并不与科学对立，它与科学一样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严谨思维体系，只不过它是建立在原始思维的感知和想象的基础上。占卜，早在新石器代末期的龙山文化中就已出现。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里将商代流行的宗教意识概括为天帝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三项主要内容。"殷人重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所言不虚。一方面国王被视为群巫之长，上帝鬼神与人之间的最高代理人；另一方面，由于原始宗教尚未建立明确严整的形式，"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凡事问神，无所不占。《易经》作为一部在大量占卜记录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占卜之书，用八八六十四卦的占筮体例将许多蒙昧时期生民的各类占卜资料规范成册，为我们今天沿波探源寻找中国文化之根提供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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